1990年代末房地产泡沫崩溃后，日本银行业暴发大量不良资产。他们的处置力度由弱到强，处置成本由小到大，处置思路由表及里，共耗时十余年。
一开始，拖字诀，维持为主，美其名曰“护送舰队”。而后发现，问题愈拖愈严重，最后不得不采取更为强力的措施，当然代价也更大。
很显然，不良处置宜早不宜迟，需多管齐下，标本并治(要铲除滋生不良的体制土壤)，并辅以经济景气政策。
会有短痛，且很痛，但这是惟一正确的路。
一、主要逻辑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资产价格暴跌令企业资不抵债，银行系统涌现大量不良债权。泡沫破裂表面上源自货币政策持续放松后的骤然收紧，实际揭露出日本经济结构、金融体制不合时宜的积弊。自此，日本政府踏上长达十余年的整治不良资产之路。
随着不良问题渐趋严重，以及政府对该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90年后日本不良处置力度由弱到强，处置成本由小到大，处置思路由表及里。处置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护送船队”、“金融再生计划”、“紧急经济政策”时期。存款保险机制与不良资产整理回收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不良资产处置给我们的启示有三点。一是重视不良问题，切勿拖延处置，所谓“病在腠理，不治恐深”;二是处置方式需多管齐下，标本并治，针对不良产生的根源对症下药;三是推进不良处置、改革金融体制的同时辅以产业再生、经济景气政策，实现平稳过渡。
二、泡沫经济破裂引爆不良资产
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经济像一个极度鼓胀的气球，已在破裂边缘，政府的紧缩政策只是加速其破裂的催化剂。泡沫破裂后，股市楼市一地鸡毛，企业资不抵债，银行不良债权迅速攀升。但是泡沫经济何以膨胀至此，日本各界何以立于危墙而不自知，泡沫破裂后又何以花了那么长时间收拾残局?背后是日本经济结构、金融体制不合时宜的积弊。
1.泡沫破裂不良攀升
20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出口产业受损，被迫扩大内需代替出口，施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升值也使得日本企业增加海外投资，国内出现一定程度的产业空心化。过剩的流动性主要流向股市及不动产交易市场，资产价格攀升，用作抵押贷得款项后再投向股市楼市助长资产泡沫。投机氛围浓厚。
同时，1985年后连续五次降息，收窄银行传统利润空间，银行间竞争加剧;而金融自由化为银行开拓新业务打开了通道，大量资金投向高回报的不动产及股市。泡沫经济崩溃后，资产价格暴跌导致银行信贷及自营资产质量恶化，大量不良资产堆积。银行开始惜贷，经济运行陷入通缩—不良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不良上升。
90年代日本不良贷款余额不断攀升，于2002年3月达到峰值43.2万亿日元，不良率高达8.44%。日本政府踏上十余年整治不良资产之路。
2.多重因素埋下隐患
泡沫经济破裂是不良债权急剧上升的直接原因，但体制层面的沉疴早已为不良爆发埋下隐患，包括不合时宜的“护送船队”监管体系、主银行制度等。
1. “护送船队”的金融监管体系是形容二战后日本的金融体系犹如一支船队，政府的行政指导和金融监管措施都是为了保障船队中的成员不掉队，顺利到达“胜利的彼岸”。此体系为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稳定的金融环境，但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从而导致效率低下，在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背景下愈发显得不合时宜。银行在政府的保护伞下，不注重贷款的风控审核，缺乏应变和抗风险能力。
2. 日本银企关系呈现独特的主银行制度，即银行与贷款企业相互持股，银行同为企业的债权人和股权人。银行为企业提供贷款，同时监督企业管理，这种安排在支持经济起飞阶段起到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但经济繁荣时，主银行纵容企业过度投资，当企业出现破产危机时，主银行则以贷款相救，不良资产因此不断产生。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例如日本政府对中央银行干预过多，使其无法独立、及时地作出决策;金融行政缺乏透明度;不同机构对不良资产的定义混乱等，这些金融制度方面的缺陷成了孕育资产泡沫、滋生不良债权的温床。
